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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矿商税之事


2014-09-30 10:04:00 | 来源:《大连税务研究》总第266期 | 作者:

    是日,淅沥小雨,洗拭着满城的铅尘,烟雨氤氲,弥散着整条山塘街。要说这山塘街始建于唐代,即使在万历朝那也是名副其实的古街。
    此刻,古街上人声鼎沸,货郎、摊贩在硕大的油伞下面实力的吆喝,胭脂水粉,银钗球链,酥饼糕点,冰糖葫芦,不知不觉间吸引着游人过客。女子们打起一顶顶鲜艳的油纸花伞,像一道蜿蜒的彩虹,将灰青色的山塘古街印染的彤红。
    周老汉今年已近花甲,按理说早就应该颐养天年,含孙弄怡了,但江南土地兼并严重,刚在新的一轮兼并潮中失去了土地,迫使他不得不重操旧业。
    他有一手捏面人的绝活,一段段死气沉沉的面团,在他的满是老茧的双手中被灌注了生命,要龙得龙,要凤呈凤。看着围满了四周的孩童,他脸上荡起了笑容,不管是再拮据的父母,遇到孩子小小的要求时,总是会慷慨的掏出那么几文铜钱。
    今天的买卖不错,即使应付完了税吏,总是有些许盈余。“总算可以给孙子买五香糕了…”老汉满足的想道。
    那是苏州闻名遐迩的特色糕点,上白糯米和粳米二六分,芡实干一分,人参、茯苓总一分,磨板细筛过,用白砂糖、茴香、薄荷滚汤拌匀,上甑蒸。口感相当佳美,去晚了根本轮不上。
    “缇骑来了!”正在周老汉打算提前收摊的时候,一声尖叫好似半空炸响了惊雷,苏州城熙熙攘攘的街市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一骑绝尘,鲜衣怒马,自城东而来,人群如沸汤泼雪,四散的让开道,好一个黄河一曲当城下,缇骑千重用路傍。
    周老汉慌忙收拾着吃饭的家伙事,唯恐撞上奔马,断送
    了一家的生计。虽然他眼皮都没抬,但他知道来人必然是天
    子亲军锦衣校尉。
    正待他收拾货摊的功夫,锦衣校尉明黄飞鱼服,腰挎绣
    春刀,打马停在了城隍庙前,一个漂亮的侧身下马,将手中
    金灿灿的皇榜贴在了庙前,还没等人群反应过来又拍马而
    还,口中还声声喝道:“皇上有旨!再开商税!”“皇上有旨!再开商税!”
    起先,周老汉还没有从手忙脚乱中反应过来,自然也无
    暇听清锦衣校尉的话中之意,但在看完皇榜后,脑子顿时就
    炸响了锅。
    “皇上要征商税了!日子没法过了……”早就没了买五
    香糕的心情,摸着口袋里的铜钱,他想起万历二十八年,有
    个叫孙二的商人,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生。
    是年,皇上起征商税,陆的草价一共不过八两,沿途几次抽税,已达四两,船到青山,又有税吏索税,陆无钱交纳,气的把灯草搬上岸,一把火烧个干净,由此可见,税负之重,伤民之深,竟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周老汉明天不会来了,因为他交不起税银,他虽然不懂财政税法,但扣除税费净利润为负的赔本买卖谁也不会干,他叹息着离开了街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孙子……
    北京城内,万历皇帝正在大发雷霆,他万万没想到矿商税之征,难如上青天。原本以为赋税甲天下的江南,竟然反应最为激烈。
    自古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以洪武中期,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八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常
    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之多。可谓苏浙熟,天下足,不过是区区
    商税,为何民怨载道?
    更何况,万历二十七年,他与首辅沈一贯讨论开征矿商税时,曾说:“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
    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这句话可见万历皇帝脑子还是清醒的,他虽然缺钱,但也知道天下土地,宗宣豪族占据其九,贫苦百姓仅居其一,而就这些宗室豪族打着各种手段偷税漏税,几乎完全不缴纳税银,而把整个帝国的税负加派给仅居其一的小民。
    这种情况下,万万不能再雪上加霜,要不就是官逼民
    反,无奈之下,万历皇帝决定另辟财源——开征矿税和商
    税。
    其实就是我们说资源税和流转税。前者,皇帝原意是鼓
    励地方开矿,国家从中抽税,既增加了地方政府收入,还有
    效的支援了国库。后者,太祖朱元璋传到今的三十税一的商
    税,不过是千分之三,比起后世17%的增值税来说,可以忽
    略不计。另外,明中叶后,工商业发展迅猛,比低附加值的地里刨食,利润更丰。
    尤其太祖时严格执行的“片甲不许下海”的海禁已经名
    存实亡,日本渴求中国的生丝和铜钱,却有用之不竭的白银,正为中国所缺。举个例子,明嘉靖年间,白银兑换铜钱一比二十三,而同期日本一比十二,仅仅倒卖铜钱就是一本万利。
    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对大小佛郎机(西班牙和葡萄牙)、奥斯曼等国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佛郎机商人每年从中国倒腾出去的货物在欧洲赚的盆满钵满。可以说,在欧洲,没有一两件中国的瓷器,你都不好意思自称贵族。
    朝廷为此增开了浙江宁波市舶司等大小多个海关部门,也想从海外贸易中分得一杯羹。正因为,海外贸易的天量货单,刺激了内地GDP的迅速增长。临海一阵春风来,江南从此种桑蚕,灯火万家连姑苏,家家户户织机声。正是点出了这种大背景下苏杭纺织业、贸易业的欣欣向荣。
    按理说在这种外需拉动内需的情况下,开征商税来丰盈国库无可厚非,毕竟保家卫国,赈灾救难都需要花钱,户部的银子哪里来,除了农业税的田赋之外,流转税和矿税就是最好的途径。
    可万历皇帝没有考虑到两点,也给矿商税开征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最终为这道国策奠定了流产的基础。一是税负不均,二是征管无力。天下事,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严格按照太祖三十税—的商税征收,纳税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不会出现问题。可偷税漏税这道陋习是哪个朝代哪个民族都绕不过去的,万历朝的商户也跟现在一样,有一般纳税人,自然也有小规模。
    那些带点漕帮黑势力性质的物流公司,太监开的国有企业背景的皇店私店,以及当地的乡绅官僚开办的合资企业,打着各种旗号反对商税,偷逃商税。官府税吏是不敢收也不想收,而摊派到地方税收任务是固定的,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变本加厉的向个体工商户追征,就造成了大户无税,小户重税的奇怪现象。
    要想达到国家税源的稳定,必须靠合理地征管。万历皇帝正是缺乏有效的征管制度,从而造成了开辟税源易,税源入库难的局面。
    这个问题其实跟明朝的国家政策有关,太祖朱元璋为了制衡武臣多次大开杀戒,株连甚广。到了后期,武臣势弱,文臣势重,为了制约日益高涨的文臣权力,皇帝放开了宦官和锦衣卫两头猛虎。东厂和锦衣卫频频构陷大狱,争权夺利,而嘉靖一个大礼议,打断了文臣清流的脊骨。
    自明隆庆以来,对文臣依赖加大,造成了文臣势头再次高涨。文臣中绝大多数都是大官僚大豪族的代表,商税的开征是从他们口袋里掏钱,自然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反对。
    一个文人从童生到中举再到金榜题名,共要过六道门坎,步步需要花钱,没有一定的物质做后盾是无法从科举中拼出来的。所以举明清两朝,凡是教育好的地方无不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个道理在现代也是说的通的。所以这样的士子文人是不可能不站在家族阶级的立场上的,从万历准备开征矿商税开始,就注定要孤军作战。
    万历唯一能动用的国家机器就只有锦衣卫和宦官。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皇帝派御马监鲁坤带着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杨金吾前往河南开矿,又派承运库太监王亮前往北直隶开矿。
    用这种外行来领导内行,其结果可想而知,再者,万历皇帝缺乏对宦官和锦衣卫的监管机制,一旦宦官和锦衣卫同流合污或者中饱私囊,皇帝如何保证税源征收的稳定进行?
    最后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利润率低到赔本的时候,大量商户倒闭,纺织工人下岗,社会急剧动荡,苏州纺织工人大罢工也随之产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开税之征,贯穿了万历朝的后半段,直到万历咽下最后一口气,持续十几年的税政,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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