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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对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有重要作用

2018-10-19 13:58:00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作者:包慧

    “未来消费增速的下行压力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近日,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在接受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表示。
    “我个人觉得,目前市场对于未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预期基本一致,但还未足够意识到未来消费增速的下行压力,例如当前汽车消费增速已呈现较快下降趋势。”程漫江表示,2018年消费增速下降幅度没有基建投资那么明显,主要是由于油价大幅攀升后对消费名义增速的贡献较大。但细分到各个子板块来看,除了服务业增长较快外,绝大部分的消费细分板块都出现了增速放缓。考虑到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对其它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作用,需对明年消费增长形势保持警惕。
    消费增速面临较大压力
    程漫江认为,如果未来地缘政治进一步激化,原油价格还存在进一步上升空间,而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范围较大,明年可能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考虑到过去几年经济转型调整后,消费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未来如果不能进一步推动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和出台鼓励消费的措施,消费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薄弱环节。
    面对消费增速的放缓,程漫江认为,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减税已刻不容缓。对于企业来说,考虑到当前实际征缴力度上升,建议未来进一步减并增值税率,切实降低企业负担。对于个人来说,在如何推动个人可支配收入明显较快增长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政策空间。目前个税改革主要是提高了起征点,下一步在落地个人所得税专项抵扣项目、金额和计算过程等方面,还存在政策发挥空间。
    “企业和个人税赋的减免可以提高消费的中坚力量,三十到四十岁左右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构成支撑。此外,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有待改革。一方面,公积金制度是影响企业职工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公积金制度的运作模式有待改进,运营效率有待提高。”程漫江表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个时点提出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符合预期。“整体来说,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开放的过程相对复杂,程度有待深化,如何探索金融市场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将成为未来5-10年的一个历史性任务。”
    当前全球对外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程漫江表示,今年五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对相关投资采取的收紧政策,一部分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也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反腐败、反洗钱等监管需要。从长期看,中国企业走出去仍是大势所趋。中国经济经过长期高速增长后,大量企业确实存在对外投资、兼并重组和在外建厂的发展需要,既是客观事实也是必然趋势。
    投资者焦虑情绪较为突出
    程漫江认为,今年股市表现情况不太一样,是在估值已经处于国际平均线以下的情况下,还继续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6年底的166%下降到2017年底的160%,流动性环境收紧成为股市下跌的导火索。尽管8月以来流动性环境改善,但股市仍继续下跌,这其中,预期是影响资本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
    “从我们接触到的国内和国际投资者来看,他们的担忧都比较一致,就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中美贸易摩擦该如何应对,会采取哪些措施以及能否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程漫江表示,纵观过去十几年资本市场表现,今年投资者情绪的焦虑程度较为突出。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看,如果投资者普遍焦虑,市场很难说真正见底了。
    今年二季度资本账户净流入近300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净流入超过600亿美元,这说明国外机构投资者从长期投资的角度在逐渐增持A股。A股当前是全球股票市场的估值洼地,近期又成功被纳入富时罗素指数体系,这些都是积极迹象。因此,A股下跌总体还是投资者的预期问题。“决策者需要向投资者提供更清晰的政策信号,当前已经形成了对经济逐渐走弱的一致预期,但未来要让大家看到政府的决心,特别是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程漫江表示。改革开放40年的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需要注重与市场沟通的有效性,让投资者充分理解政策的要点和核心。
    中美关系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程漫江还分享了她对中美经济关系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看法。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在“911”后开启的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和减税刺激政策,激发了美国家庭部门旺盛的消费需求。而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成为“世界工厂”。美国庞大的消费需求和中国廉价的出口商品供应,实现了紧密的有机结合,使得中美经贸利益深度融合。其间,中美双方经济均快速增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06年前实行固定汇率,货币政策周期基本同步。
    2008年以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断了全球经济扩张进程,中美经济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危机后,美国家庭部门迅速去杠杆,杠杆率从2007年底的98.5%下降到2014年底的80.2%,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企业资本开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再度上涨。其间,美国再度引领全球新一轮技术创新及应用,页岩气、新能源、3D打印、新一代信息通讯等新技术产业化,为美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加快了中国经济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调整的进程。但在后危机时代初期,中国内需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和投资拉动,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快速扩张,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迅速上升。中国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变,使得危机前中美两国高度互补的合作模式发生转变,中美两国在某些领域的竞争态势逐渐显现。其间,中美货币政策周期也不完全同步。2010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开启升值周期,中国货币政策开始更强调对国内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节,独立性有所上升。
    2014年后,中美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分化加快。美国经济经过危机后的调整实现了稳健复苏,货币政策逐渐向正常化趋势调整,2015年底开启升息周期。中国经济结构加快从投资向消费转变,在直接经济利益层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下降,在部分新经济领域中美之间竞争态势较为明显,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中国货币政策更为独立,更关注国内宏观经济的表现。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标志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需要认清和找准自己的定位,虽然中美之间经济利益的互补性逐渐减弱,但中国需要坚定维护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更深入地融合到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向全球一致认同的市场规则和秩序靠拢,以“国际语言”捍卫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在这一基础上,中国需要继续加快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赋予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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