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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税收之魂

2021-06-11 | 来源:《中国税务》2011年第7期 | 作者:尚志龙 毛友信 林喜乐
时间:2021-06-11   来源:《中国税务》2011年第7期
作者:尚志龙 毛友信 林喜乐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税务系统在十多年里不惧牺牲无私奉献,到底铸就了怎样的税魂?其实,边区税务人员在血与火的战斗岁月里已用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和像信仰般殷红的鲜血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在硝烟战火中磨砺了坚强的税收品格,铸就了耀目的税收之魂。
  远在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权就已经把“反动税收”彻底取消了,喊出的革命口号是:“砸烂税局,消灭税务人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初,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仍没有考虑税收问题。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在完全没有税收收入的情况下,庞大的革命政权靠什么来维持正常运转呢?1935年11月1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的《训令》(第1号)指出:“苏维埃的财政来源……最大部分应该是夺取敌人资财与对剥削阶级的没收与征发……”
  “没收与征发”毕竟有着非常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政治色彩,是配合革命行动作出的财政策略。这项收入的变数很大,不可预测的收入数量导致财政支出往往得不到保证,由此可见,“没收与征发”只可解决燃眉之急而绝非长远之策。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严密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封锁,在边区200余万人口约13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没有多少土豪可打,“没收与征发”的对象极为有限,其收入不足以供养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数万名干部。因封锁,过去赖以为继的侨商援助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赠无法进入边区。面对贫瘠黄土和朴实贫穷的边区人民,中共领导人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由靠别人养活过渡到自己挣饭吃。于是,发展经济、创建税制成了边区政府的当然选择。边区税收是在“砸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边(定边、靖边、安边)税务局这段历史对我永远具有强烈的吸引力。1936年7月,中共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到达定边接管了部分盐池,于9月在三边开始征收盐税和少量货物税,以平抑盐价、增加盐产、改善盐民生活。为了规范征收行为,三边税务局1937年10月制订颁布了一个《征收条例》,征收的税目包括皮毛、牲畜、烟酒、甘草四种。至1940年底,三边税务局共收税款200余万元,收入很少。所以,这一时期的税收只能为革命经费提供微薄补充。
  中央和边区政府倚重税收之后,税制才得以长足发展。拿货物税为例,从1940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第一个正式《货物税条例》开始到1949年10月颁布《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为止,这10年间,货物税条例每年都有变化,税目由少及多、由简及繁越来越细。尤其是1944年7月边区政府颁布的《修订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将边区进出口货物管理办法增补成税法的组成部分后,货物税不仅肩负着组织收入的使命,而且还接受了管理物资和与白区进行经济斗争的任务。
  配合边区物资政策,灵活应对白区破坏边区税收制度和经济建设行为,使条例政策的制订首先考虑经济斗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税制建设和调节经济的功能,这些条例中无不彰显着边区税收前辈们的聪明和智慧。也因此,税魂的组成中有智慧的身影。
  陕甘宁的民主税收实践活动,更是边区税魂的一大亮点。边区的政治制度是开明民主的,税收征管中同样体现了重视民生的作风。因征收救国公粮的矛盾比较突出,边区政府于1937年10月颁发过《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并在“附则”中要求建立一整套征收系统,在县、区政府组建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县、区救国公粮的征缴。
  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发给税务干部的稽查证。
  1940至1941年是边区征收救国公粮最为困难的阶段。要保证边区82619名党政人员的粮食供给,1941年至少要征收20万石公粮才可渡过难关,任务十分艰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严令粮食工作团,“粒米根草入仓入站才算完成任务,否则不许回延安”。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征粮工作在总结往年经验的基础上,始终坚持民主作风,将负担面扩大到了80%以上,征收方法也从1940年的“抓大头、瞅目标”发展到了1941年的民主评议。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论证救国公粮时说:“……我们征收救国公粮,是在极进步的政治制度下进行的……征收救国公粮让人民自报收获量,按比例征粮,只有在人民政权下才能做到……”
  1937年至1945年边区实际征收救国公粮101.4万石,占这一时期粮食收入总量1377.1万石的7.36%,这一比例完全在人民承付能力范围内,不但保护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更保障了延安约9万人口的粮食供应。在救国公粮的征收中,民主征收是经常采取的最主要方法。边区税收是一个有法可依的体系性制度链条。照章征管、依法稽查、发展经济、与民生息、尊重商民以及民主评议制度,成为了边区税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边税务机构从1937年秋发展到1940年末,已有了盐池征收局、盐场堡征收局、烂泥池征收局、大水分卡、莲花池分卡等5个分支机构,共有工作人员27名,稽查队员51人,杂务12人,骡马29匹。在税收工作初期阶段发展到如此程度,已是十分难得了。
  自1940年1月边区财政厅连续颁发训令、通知、通令后,边区税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边区政府在1月29日发出《关于各级税局的编制及经费数目》的通令(吉字第7号),规定各级税务机关编制为:分局设局长1人,会计1人,发票员1人,巡视员2人,勤务员1人;各县征收处(局),设处(局)长1人,会计1人,发票员兼文书1人,勤务员1人;分卡设税收员1人,开票员1人。根据边区政府命令,各级税务机构很快建立了起来。1940年4月,边区政府决定在财政厅内设置边区税务总局。
  税务机构能否严格按其职能履行职责,税收人员是决定因素。边区人民对税收认识不足,税收工作所处的环境不是很好。1941年11月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总结税收工作时说,革命队伍和部分区乡政府工作人员都还没有改变对税收的观念,对待税收人员像对待反革命分子一样冷酷。富县驻军集体殴打税务人员;关中、陇东有些部队宣传说,税务人员都是反革命。这些客观困难,对税务干部的人身安全形成了威胁。
  边区税务干部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坚持着、奉献着、牺牲着……安塞县旧城石崖上那孔停放和尚尸体的石厝,一孔窄矮、陡峭、阴暗、潮湿、冰冷的破石窑,是安塞税务干部曾经的住所。他们踩着朝露下崖,踏着夜风回洞,一住数年。在税务干部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世界里,高昂的工作热情是克服所有困难的强大动力,这个石厝正是闪耀着税魂光芒的一个光源。
  不仅仅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税务干部还时刻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淳耀县税务局副局长赵九思就用坚强不屈的生命和朝霞般艳红的鲜血,将税收之魂浸染得鲜艳夺目。
  1947年仲秋,西北屠夫马鸿逵部队两个营的兵力突然包围了淳耀县税务局所在的柳林镇,赵九思不幸被俘,遭受了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后英勇就义。烈士不屈,税魂高扬,边区铸就的税魂里饱含着烈士视死如归的革命笑容。
  边区税务系统也有过内部斗争。曾任张家畔税务局长的肖玉璧任内贪污3050元,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在今人看来,这点儿钱和生命划不上等号,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在入不敷出的财政算盘上,贪污税款是绝对的违法行为,和破坏革命干扰抗战的罪名同等严重。清除败类、纯洁队伍当是税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边区税收机构几经整顿,税务人员反复精简,直至1946年6月,边区政府《命令》给边区税务系统的编制为:“干部310人,税务人员36人,共计346人。”
  1947年胡宗南侵犯延安时,税务系统因各种原因减员多达85人,有参军的、牺牲的、失踪的……税务干部和部队的战士一样进入了游击状态,边作战边收税,税收工作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大。这种临危不惧的牺牲精神也应铸入税魂。
  边区的税收工作,是在自力更生和连年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建立起来的,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没有改变税务干部的革命本性。干部平均月津贴1至2元,可绝少有人把税款拿回家去。在与国民党封锁部队接壤的地区,比如关中、陇东、张家畔等地,税务干部还经常遭受着被反动势力捕杀的危险,可他们始终坚守岗位,和敌顽进行着殊死搏斗。这些远去的英雄们,他们无私大义的革命情操更应铸进税魂。
  194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度林伯渠给税务部门的题词。
  果敢性格、过人智慧、合法税制、民主征收、尊重商民、朴素廉洁、不畏牺牲、队伍纯洁、无私大义的革命情操以及艳若朝阳的鲜血……这应该就是陕甘宁边区的税务勇士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铸就的税魂吧。

  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旧址(现延安市场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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